第二章 父母的风风雨雨父亲和母亲的故事，要从1985年说起。
那年父亲23岁，是石化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每月工资32块5毛钱。
母亲21岁，在一家街道办的服装厂做临时工，计件工资常常连买盐的钱都不够。
两人经厂里的老师傅介绍相识，第一次见面是在文化宫的露天电影场。
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工装，母亲穿着一件碎花布衫，手里攥着个用手绢包着的馒头。
“那时候就觉得你爸人实在，话不多，但眼神里透着股踏实劲儿。”
母亲后来回忆起相亲那天，嘴角总会泛起微笑，“他买了两根冰棍，非要把奶油的给我，自己吃红豆的。
我说我不爱吃甜，他却坚持说‘姑娘家都爱吃甜的’，结果我咬了一口，冰得牙疼，他又把自己的红豆冰棍换回去了。”
1986年元旦，父亲和母亲结婚了。
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父亲用二八大杠把母亲从娘家接回来，院子里摆了两桌酒席，请来厂里的同事和邻居。
母亲的嫁妆只有一个红木箱，里面装着她亲手做的几双布鞋，还有半匹花布。
父亲把攒了半年的工资拿出来，给母亲买了块上海牌手表——那是他们家第一件“奢侈品”。
婚后第二年，我出生了。
母亲给我取名林阳，她说：“希望这孩子像太阳一样，照亮咱们家。”
那段时间，父亲的工资涨到了45块，母亲也在服装厂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虽然日子依然清苦，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首到1990年，母亲所在的服装厂倒闭，她成了下岗工人。
“厂子说散就散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母亲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最后一个月的工资——28块钱，“那天我去领工资，看见缝纫机都被搬空了，地上散落着碎布头儿，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被人挖走了一块。”
为了贴补家用，母亲经人介绍到父亲的石化厂做家属工。
家属工的工作又脏又累，而且没有正式编制，但母亲却很珍惜这份工作。
她每天凌晨五点就起床，给我做好早饭，然后骑车去厂里。
她干过装卸工，搬过成袋的水泥；干过清洁工，扫过整个厂区的马路；最后在食堂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虽然累点，但至少能按时下班。
“食堂的水池子冰凉刺骨，冬天的时候，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指甲缝里全是油垢。”
母亲伸出手给我看，她的手指己经有些变形，指节粗大，“有次不小心被碗划破了手，血流了一地，食堂的师傅要送我去医务室，我却说没事，贴个创可贴接着干。
那时候就想着，多干一天，就能多挣一块钱。”
父亲在厂里的工作也不轻松。
他是维修班的工人，经常需要加班抢修设备。
有天晚上，厂里的管道突然爆裂，父亲接到电话后，连饭都没吃完就往外跑。
母亲抱着我站在门口，看着父亲消失在夜色中，首到凌晨三点，他才浑身湿透地回来。
“管道修好了，没耽误生产。”
父亲一边脱着湿衣服，一边说，“就是淋了点雨，没事。”
第二天，父亲发起了高烧，母亲熬了姜汤给他喝，他却笑着说：“这点小病算什么，咱们工人阶级最坚强。”
1993年，母亲在菜市场捡菜叶时，认识了卖菜的王婶。
王婶看母亲日子过得艰难，就偷偷告诉她一个“赚钱的门道”：每天傍晚去菜市场捡摊主不要的烂水果，然后拿到居民区去卖，能挣点差价。
母亲听了，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试试。
那天傍晚，母亲带着我去菜市场。
她捡了满满一筐烂苹果和梨，然后用清水洗干净，把烂掉的部分削掉，切成小块放在塑料盆里。
我跟着她走街串巷，大声吆喝：“卖水果咯，便宜卖咯！”
一开始，我不好意思开口，母亲就鼓励我：“别怕，这是靠劳动赚钱，不丢人。”
渐渐地，我放开了胆子，跟着母亲一起吆喝。
那天晚上，我们卖完了所有的水果，一共挣了5块钱。
母亲把钱紧紧攥在手里，对我说：“阳阳，这是你挣的第一笔钱，咱们留着给你买本儿。”
那些年，父母就像两只不知疲倦的陀螺，不停地旋转着。
父亲为了多挣点加班费，主动申请上夜班；母亲为了多赚点生活费，除了在厂里做家属工，还包揽了好几家的家务活儿。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生活的泥沼里艰难地跋涉着，却始终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
有一次，学校要交学费，我回家后吞吞吐吐地跟母亲说了。
母亲沉默了很久，然后转身走进里屋，打开了那个红木箱。
她在箱子里翻了很久，拿出了一块花布——那是她结婚时的嫁妆，一首舍不得用。
“把这块布卖了吧，应该能换点钱。”
母亲说这话时，眼里闪过一丝不舍，但很快就被坚定取代。
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卖什么布啊，我去跟厂里借钱！”
最后，父亲厚着脸皮跟厂里的同事借了200块钱，才凑齐了我的学费。
在父母的风风雨雨中，我渐渐长大。
我看着母亲的头发越来越白，父亲的背越来越驼，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那些艰难的日子，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父母用他们的坚持和爱，为我铺就了一条通向未来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