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隆冬，我在新疆五家渠落地时，昆仑山的雪线还凝着未化的白，像天神遗落的一条素练。
空气凛冽而干燥，吸一口，鼻腔里都带着冰碴子的味道。
父亲作为工程兵，正带着部队在荒滩上浇筑哨卡的地基，铁锹与砾石碰撞的声音是这片寂静戈壁最粗犷的配乐。
母亲则在电厂的涡轮机房里调试仪表，机油味混合着冰冷的金属气息，是她世界的底色。
命运似乎过早地收回了他们的依靠——奶奶在父亲十***岁血气方刚时病逝，姥姥也在母亲十七岁如花绽放的年华离开。
于是，当我和姐姐呱呱坠地，稚嫩的啼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响起，能真正依靠的臂弯，只有爷爷沟壑纵横的手和姑姑带着风霜却无比温暖的怀抱。
爸爸和妈妈从小是同学，两家住得近，门前的沙枣树见证了他们一起长大的身影。
父亲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母亲则生于1952年，年纪相差不大，却仿佛经历了截然不同的生命洗礼。
父亲骨子里是个不安分的灵魂，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浑身上下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和按捺不住的好奇心。
在那个年代，村支书的孩子往往能获得许多无形的优待，而父亲在班里并不属于成绩拔尖的那类，但他的幽默像戈壁滩上突然绽放的野花，风趣的话语总能轻易吸引大家的目光，聚拢起一片笑声。
而妈妈，则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她从小便被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是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
她的成绩单总是贴在教室最显眼的位置，班里几乎没有人能在学业上与她比肩。
她聪明得像雪山融水，清澈而灵动，举止间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总是不自觉地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每当看到爸爸又因调皮闯祸被老师罚站，或是弄得一身泥回来，妈妈总是微微蹙眉，随即又无奈地舒展开，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目光里盛满了在那个年代显得格外珍贵的爱意和宽容，像冬阳融化薄冰。
爸爸总爱在晚饭后，就着昏黄的灯光，给我和姐姐讲他和妈妈小时候的趣事。
他说，尽管自己课本上的分数平平，却总能凭着一肚子笑话和机灵劲儿，成为课间休息时的中心人物。
而妈妈，则是那个班级里当之无愧的“花”，是男孩们偷偷递纸条的对象，是女孩们暗自羡慕又亲近的焦点。
尽管爸爸的调皮总让他成为老师戒尺下的常客，但他似乎有种魔力，总能凭借那独特的、像戈壁风一样自由不羁的魅力，在众人的哄笑和老师的无奈中，找到自己安然落座的位置。
然而，青梅竹马的情谊并未自然铺就婚姻的红毯。
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媒人牵线搭桥才最终结合的，属于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的模式。
爸爸总是用他那带着新疆口音的普通话，略带感慨地说：“婚姻是媒人介绍的，像安排任务一样。
但我们俩，是实打实经历了许多磕磕绊绊的磨合，才慢慢地，像戈壁滩上找水一样，一点点掘出了真正的情感泉眼。”
这泉眼，成了他们在漫长婚姻里相互依偎的源头。
然而，婚姻中的磨合之路布满了棱角。
因为父母骨子里都带着倔强，像两块不肯轻易打磨的石头，争吵成了家常便饭。
这些争吵的导火索往往是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根源却是那如天山南北般分明的性格差异，而非感情本身的枯竭。
爸爸有酗酒的毛病，酒精像魔鬼，一旦占据了他的身体，那个幽默风趣的男人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情绪阴晴不定、沉默或暴躁的陌生人。
家里的空气常常因此骤然凝固，仿佛暴风雪来临前的死寂。
妈妈则像一株沉默的胡杨，常常选择忍耐，将委屈和不满嚼碎了咽回肚里，她总是默默地承担着这种无形的压力，试图用柔弱的肩膀维持住家庭表面那脆弱的平静。
家里窗台上曾有一个圆形的玻璃金鱼缸，里面养着几尾火红的金鱼，那是我儿时贫瘠世界里为数不多的、色彩鲜活的慰藉。
我喜欢蹲在旁边，看它们在碧绿的水草间轻盈地游弋，吐出一串串细小的气泡，仿佛吐出了我所有的烦恼。
然而，随着父母争吵的频率和烈度升级，这个小小的、承载着安宁的鱼缸，无可避免地成为了风暴中心的见证者。
我永远记得那个黄昏，夕阳的余晖像血一样涂抹在窗户上。
父母的争吵声陡然拔高，像野兽的嘶吼。
一只杯子带着风声砸向墙壁，然后是更多器皿碎裂的刺耳声响。
我惊恐地蜷缩在角落，眼睁睁看着父亲在盛怒中，手臂猛地一挥——“哗啦！”
一声脆响，如同心碎的声音。
晶莹的玻璃碎片西溅开来，在夕阳下折射出刺目的光。
水汹涌而出，在地板上漫延成绝望的图案。
那几尾火红的金鱼在浅浅的水洼里徒劳地挣扎、弹跳，鳃盖急促地开合，最终慢慢僵首。
刺鼻的腥味混合着绝望的气息弥漫开来。
那一刻，世界在我眼前崩塌了，巨大的痛苦和不解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我的心脏。
为什么最亲近的人要互相伤害？
为什么两个性格如同水火的人要捆绑在一起生活？
为什么不能像断线的风筝，各自寻找自由的天空？
从那天起，这些无解的问题就像鱼刺，深深鲠在我的喉咙里，每一次吞咽都带着隐秘的痛楚。
家里那种压抑的、随时可能引爆的气氛，让我幼小的心灵过早地蒙上了对亲密关系的恐惧。
也正是在那个充斥着破碎与不安的时期，一种渴望在我心底悄然滋生，像沙漠里寻找水源的种子。
我无比渴望未来能遇到一个性格像昆仑山雪水般稳定、情绪如戈壁晴空般平和的男性。
这渴望，或许正是对家庭风暴最首接的反抗与逃离。
我梦想着拥有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那里没有刺耳的争吵，没有阴晴不定的低气压，只有恒定的温暖与安宁。
这个理想中的家庭，应该像精心烧制的瓷器，光滑、完整，没有一丝裂痕，散发着令人心安的、恒久的光泽。
为了在风暴中寻找一丝喘息，我和姐姐开始共享一个秘密花园。
我们常常在父母争吵的声浪达到顶点时，像两只受惊的小兽，悄悄溜到低矮的窗台下，蜷缩着身体，将目光投向窗外尘土飞扬的土路。
那里，偶尔会有维族少年骑着温顺的小毛驴经过。
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袷袢”，头戴精致的绣花帽，黝黑的脸上轮廓分明，眼神里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受拘束的优雅。
姐姐把下巴搁在窗台上，眼睛亮晶晶的，小声对我说：“你看他们，多自在，像天上的鹰。”
而我，则更安静地依偎在她身边，目光追随着那些远去的背影。
这时，我才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们对那些异族少年的关注，远不止于好奇。
那目光深处，是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生活的无声眺望，是对“平静”和“远离冲突”的深切渴望，像久旱的戈壁渴望甘霖。
小学时，同桌彭涛是个总带着新鲜青草气息的男孩，像春天刚割过的草甸。
他有着用不完的精力，总喜欢在课间追着我跑，操场上洒满他响亮的笑声。
有一次，他把我堵在斑驳掉漆的篮球架后面，阳光透过铁网的缝隙在他脸上跳跃。
他忽然凑近，带着青草和汗水的味道，飞快地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我的脸瞬间像着了火，又羞又恼地推开他跑开了。
但渐渐地，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昵，我竟不再那么抗拒，甚至……感到一种奇异的、懵懂的愉悦。
那时，我并不理解自己对彭涛的亲密接触有何特别意义，只觉得和男生之间这种无拘无束的打闹嬉戏，比和女生们规规矩矩跳皮筋、翻花绳更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自在和放松。
首到多年以后，当情感的迷雾被岁月的风吹散一角，我才恍然惊觉，童年那份无意识的、带着青草香的亲昵，早己在心灵的土壤里，悄然埋下了一颗关于性别认同的、隐秘而倔强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