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北京紫禁城，乾清宫接下来的几日，乾清宫发出的旨意一道紧似一道，以惊人的效率穿透了北京城惶惶不安的空气。
减免钱粮、以工代赈、开仓放粮……这些举措在帝国僵死的官僚体系中激起巨***澜，却也像甘霖般稍稍安抚了京城内外躁动的人心。
然而，孙逸仙深知，这仅仅是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
帝国的痼疾深重，非一场外科手术式的革命不能清除，而眼下，他最锋利、却也最不可靠的手术刀，正握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手中。
关于是否秘密联络关外满洲的争论在小范围内激烈进行，孙逸仙以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暂时压下了异议，但他真正的计划，远不止“联虏平寇”那么简单。
他正在构思一个更大胆、更危险的蓝图，其核心，便是如何将吴三桂这支关键的军事力量，引导向对历史有利的方向。
这一日，夜己深，孙逸仙屏退左右，只留王承恩在殿外伺候。
他铺开一张密旨，沉吟片刻，开始落笔。
这不是一道通常意义上的皇帝诏书，其口吻更像是一位革命领袖对一位潜在合作者的分析与邀约。
他首先客观分析了当前局势之危殆，指出李自成政权即便成功，其流寇本质也难以建立长久秩序，而关外满洲实为华夏心腹大患。
接着，他笔锋一转，并未空谈忠君爱国，而是首指吴三桂的个人处境与历史抉择：“……将军坐拥关宁铁骑，国之干城。
然置身明清顺三股洪流之间，一步踏错，则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降顺，则须背弃君父之仇，屈身流寇之下，将军能甘之如饴？
归清，则剃发易服，永为异族鹰犬，华夏衣冠沦丧，将军岂非千古罪人？
……”写到这里，孙逸仙仿佛看到了那位历史上“冲冠一怒为红颜”、最终进退失据的悲剧将领。
他继续写道，抛出了一个几乎让侍立一旁的王承恩都不敢呼吸的构想：“朕知将军忠义两难全。
今有一策，非为朱明，而为华夏。
朕欲效仿上古‘共和行政’，于京师设议会，集天下贤能，共商国是。
将军若愿率精锐火速入卫，非为勤王，实为护民。
待稳定京畿，击退流寇，朕愿与天下人共定***，限君权，兴民权，创前所未有之新国体。
将军届时非一姓家臣，乃共和国之元勋，青史留名，岂不优于屈身事虏或寇？”
这封密信的核心，是以“共和”的前景取代“忠君”的旧道德，为吴三桂提供一个超越时代局限的选择。
孙逸仙赌的，是吴三桂作为武将的功名心，以及其内心深处可能残存的华夷之辨。
他命令最心腹的锦衣卫，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务必将此信亲手交到吴三桂手中。
就在信使派出后第二天下午，王承恩脚步匆匆，面色凝重地入内禀报：“皇爷，城外……城外有流寇使者求见，自称是闯王李自成派来的。”
来了！
孙逸仙心中一凛。
历史的节点如期而至，但这一次，坐在乾清宫御座上的人，己经不同。
“宣他至偏殿。”
他平静地道，整理了一下身上的龙袍。
这身象征皇权的袍服，此刻穿在他身上，更像是一件进行历史表演的道具。
他要去见的，不仅是一个敌方的使者，更是旧式农民起义的代表。
在他的蓝图中，这股强大的力量，或许可以引导，可以转化，而非简单地镇压或招安。
北京紫禁城，弘德殿殿内，李自成的使者顾君恩昂然而立，虽依礼参拜，眉宇间却带着几分胜利者的倨傲。
他带来了李自成的条件：割地封王，犒军百万，否则便踏平北京。
若是原来的崇祯，此刻怕是早己怒不可遏或将绝望崩溃。
但孙逸仙只是静静地听着，目光锐利如刀，仿佛要穿透顾君恩，看清他背后那个庞大而粗糙的农民政权。
待顾君恩说完，他并未动怒，反而问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闯王麾下，可有田亩制度？
如何分配？
士卒粮饷，从何而来？
若入北京，将如何治理这天下，可曾想过？”
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传统君臣谈判的范畴，触及了一个政权最根本的治理问题。
顾君恩一时语塞，他准备好的说辞在如此具体、如此本质的问题前，显得有些苍白。
孙逸仙趁机道：“天下苦明久矣，朕深知百姓之苦，亦知朝廷之失。
然，以暴易暴，非长治久安之计。
闯王若真为天下苍生计，可否暂息兵戈，遣使共商国是？
朕可下罪己诏，开放言路，与天下义士共议改革之策。
若仍以刀兵相见，不过重蹈元末覆辙，徒使生灵涂炭，而建奴坐收渔利，华夏危矣！”
他没有答应屈辱的条件，也没有粗暴拒绝，而是将一个关于“建设”而非“破坏”的命题抛了回去。
这番言论，让习惯于传统政治话语的顾君恩大为震惊，也暗自心惊于这位“皇帝”的见识与气度。
送走将信将疑的顾君恩，孙逸仙独自站在乾清宫的廊下。
北方的天空阴沉，山雨欲来。
吴三桂会如何抉择？
李自成是会考虑那渺茫的和谈可能，还是继续挥师东进？
他的手中，似乎握着历史的方向盘，但脚下的路却布满荆棘，两侧皆是深渊。
一场在刀尖上的舞蹈，每一步都关乎亿万人的命运，而他这个来自三百年后的灵魂，正以其坚定的理想和超越时代的智慧，试图扭转这既定的悲剧，在帝国崩塌的废墟上，点燃第一簇共和的星火。
下一步，他需要更强大的力量，不仅是军事的，更是舆论的、人心的。
也许，是时候将他构思己久的《钦定宪法大纲》的初步构想，以某种方式透露给一些有识之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