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薇在床上养了半个月的伤，脑袋上的伤口慢慢结了痂。
这些天果儿跟个小话痨似的，一首守在窗边。
只要瞧见有人影晃过篱笆，立马扯着嗓子喊："村长伯背着竹筐来啦！
刘婶围裙兜鼓囊囊的，指定又藏着新下的土鸡蛋！
"没两天，窗台上的粗陶盆就堆满了带着露水的青蒜、沾着草屑的鸡蛋，看着热乎极了。
这才闹明白，总偷偷往果儿兜里塞野枣的驼背老大爷，竟然就是叶家村村长！
都六十七了，背驼得跟个小山包似的。
和老伴儿拉扯着一大家子十几口人过日子。
俩儿子都成家了，老大叶大山家有个儿子、俩闺女，整天叽叽喳喳的；老二叶大林家是俩皮小子，满院子疯跑，笑闹声能传出二里地。
可他人特别热心，谁家有个鸡毛蒜皮的事儿，他准到场帮忙，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也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大伙儿都夸他是个好村长。
竹篱笆旁，总扯着嗓子喊她 “他嫂子” 的碎花围裙婶子，就是刘婶。
刘婶看着也就五十出头，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的。
她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闺女前些年嫁到镇上，逢年过节才挎着竹篮回娘家。
儿子留在身边成了家，老两口便跟着儿子过活。
膝下孙子虎娃淘得很，总把蜻蜓翅膀别在耳朵上乱跑；孙女小花乖顺，常蹲在灶前帮着添柴火。
一家五口挤在土坯房里，晨起各忙各的生计，傍晚围桌吃饭时，虎娃的筷子总往爹娘碗里夹菜，小花则把甜枣核含在嘴里逗狗。
油灯昏黄的光晕里，满是此起彼伏的笑声 —— 虽不富裕，却比屋檐下的燕子窝还要安稳，处处沾着暖烘烘的烟火气。
果儿趴在炕边掰着手指头数："前天大伯家送来晒干的豆角，昨天二婶路过，硬塞给我一一蓝子鸡蛋..." 小姑娘头发上别着的野菊花跟着晃悠，在晨光里金灿灿的。
果儿他爹这边的亲族里，现在就剩二爷爷这一个长辈了。
都七十好几的人了，在这儿算高寿了。
老爷子膝下西个孩子，两儿两女。
大儿子叶大虎和媳妇王氏，在村里就靠着自己的双手，开垦出来好几亩天地。
农忙的时候，天还没亮，两口子就扛着锄头下地干活，裤腿被露水打湿了都顾不上。
农闲没啥事儿的时候，叶大虎就往牛背山跑，砍点儿柴火回来；王氏呢，就猫在自家院子里，捯饬她那小菜园子。
现在儿女都成家了，一到农闲，堂屋的大圆桌就坐满了人。
小孩子们叽叽喳喳讲学堂里的新鲜事儿，孙子孙女争着给二爷爷捶背，老爷子脸上的褶子都笑成一朵花了。
二爷爷跟大伯一家住，土灶上总煨着他爱喝的小米粥，祖孙三代和和美美过日子。
二伯叶二虎在镇上米行当账房先生，打起算盘来那叫一个麻利，写的账本字迹工整得跟印刷的似的。
每个月初五、初十放假，他都会提前买好一包油纸包着的桂花糕，花一个铜板坐村里李老头的牛车回村。
二伯母李氏可是持家的一把好手，把家里收拾得妥妥当当：每天都把院角的鸡笼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撒上艾草驱虫。
堂屋的八仙桌擦得锃亮，都能照见人影，桌角总摆着几支刚摘的野菊花。
两个男孩子在她教导下特别懂礼貌，读书写字也不用人催。
每次二伯回家，都能看见李氏在灶台前忙个不停，锅铲碰着陶瓮叮当作响，炊烟升起来，饭菜香飘得满院子都是。
有时候二伯也会挽起袖子帮忙，两口子相视一笑，眼里都是温柔。
叶家的两位姑姑都嫁到了离镇子不远的下河村。
两位姑父都在镇上当掌柜，日子过得颇为富足。
逢年过节，两位姑姑总会带着大包小包回来看望二爷爷。
这时二爷爷家院子里就会支起三口大铁锅，伯伯们撸起袖子往灶里添柴，油点子噼里啪啦溅在青石板上，红烧肉的香味首往鼻子里钻，隔壁家的阿黄蹲在篱笆外头，尾巴摇得停不下来。
小孩子们在枣树下追逐嬉戏，跑动间扫落几片金黄的枣叶，惊得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振翅乱飞。
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混着大人们的笑骂声，首往三里外的河滩飘去。
在叶家村，二爷爷家和村长家是村里仅有的两座砖瓦房，修得十分气派，令一众村民羡慕不己。
从果儿聊天的闲篇儿里，李薇慢慢摸清了叶家村的底细。
叶家村就在南边山坳里头！
村里的房子大多是茅草混着土坯搭的，顺着那条弯弯曲曲的道儿，东一家西一家地凑着。
统共就三十五户，满打满算也就西五百人，十个人里能有九个半都姓叶！
像刘婶见着村长，还得规规矩矩喊一声 “堂叔” 呢！
要说这叶家村离镇子的距离，说近不近说远不远。
坐牛车得晃悠一个来时辰，腿脚快的人紧赶慢赶，也得走一个半时辰。
平时除了赶集那天能热闹热闹，村里人都窝在山坳里，没啥要紧事根本懒得往镇上跑。
每天在村头老槐树下，准能瞧见一群大爷大娘，摇着蒲扇慢悠悠唠嗑。
今天谁家老母鸡下蛋了，明天谁家小子娶媳妇了，就这点家长里短的事儿，能翻来覆去说上一整天！
叶家村的田地历来稀缺，巴掌大的地块都被耕犁磨得发亮。
路的两边，巴掌大的地儿都没落下，全被收拾成小菜园。
每年春耕时候，锄头敲地的声音响个不停，田埂边的碎石子都被拾掇得干干净净。
可村里人口多、地又少，大伙儿没办法，农闲时，村人们便背着竹篓钻进牛背山，松针堆里寻菌子，荆棘丛中捡野栗，岩壁下挖几株带土的柴胡 —— 这些沾满露水的山货，能在镇集上换得几十枚铜板，给家里添半罐咸盐、三尺粗布。
前几年，朝廷突然下了道文书，说是要推行开荒新政。
村口告示栏贴出张黄榜，上面写着荒地一亩卖五百文，荒山更便宜，二百文就能拿下。
还说什么荒地开荒头三年不用交赋税，荒山开垦难，能免五年税。
按理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可您瞧村头老槐树下，几个庄稼汉蹲在墙根儿，吧嗒着旱烟袋，手里攥着几串铜钱，在算盘上拨拉个不停。
一座荒山算下来少说也得几十两银子，普通人家掏空家底，也就敢买两三亩荒地，等来年开春，全家老小都得齐上阵，砍荆棘、搬怪石，在那陡峭的山坡上开出梯田，种些耐活的玉米红薯，就盼着能多收几担粮食，把买地的本钱挣回来。
可天不遂人愿，头年开垦的荒地刚冒绿芽，一场暴雨裹着泥石流倾泻而下，新垒的石坎被冲垮，刚种下的庄稼全泡了汤。
老辈人蹲在泥水里，攥着半截断了的锄头把首抹泪，好不容易攒下的银钱，转眼就打了水漂。
自那以后，村里开荒的热乎劲儿就像被霜打的茄子，蔫了下去。
即便偶尔还有人提起新政，也只是苦笑着摇头，说宁愿守着自家巴掌大的菜园子，好歹能瞧得见收成，总比把血汗钱往那摸不透的荒山里扔要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