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三月，北疆的寒风依然凛冽。
石河子新安监狱的铁门在陈卫东身后沉重地关上，发出金属摩擦的刺耳声响。
他站在荒芜的戈壁滩上，眯起眼睛适应着外面的光线。
十七年，整整十七年，他最好的年华都埋葬在这座高墙之内。
陈卫东，原名陈大勇，三十六岁，却己有满额皱纹和早生的华发。
他提起简单的行囊，最后回望了一眼那片灰色的建筑群，眼神复杂——有解脱，更有刻骨的怨恨。
回家的长途汽车上，他始终望着窗外。
戈壁滩一望无际，偶尔有几簇顽强的骆驼刺在风中颤抖。
同车的旅客有说有笑，分享着食物和酒，唯独他沉默得像一块石头。
有人递给他一个烤馕，他摇摇头，继续凝视着窗外飞逝的景象。
回到乌鲁木齐的老城区，母亲己经等候多时。
七年未见，母亲的白发更多了，背也更驼了。
见到儿子，老人家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大勇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母亲颤抖的手抚摸着他的面颊，仿佛要确认这不是梦境。
陈卫东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妈，我回来了。”
但他的眼神是冷的，像西伯利亚的寒流。
这个家比他记忆中更加破败。
父亲早逝，妹妹远嫁，只剩下老母亲独守这三间平房。
墙上还贴着他年少时获得的奖状，但那些“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的荣誉，此刻看来像是一种讽刺。
街道为他办理了户口，安排他在附近的建材市场做搬运工。
每天扛着水泥、瓷砖，汗水浸透衣衫，换来的微薄薪水只够买最便宜的烟和酒。
市场的老板和工友都知道他坐过牢，看他的眼神总带着警惕和轻蔑。
一天下工后，几个工友在路边喝酒，叫他也过去。
几杯劣质白酒下肚，一个年轻的工友大着舌头问：“陈哥，听说你进去过？
里面啥样啊？”
周围突然安静下来。
陈卫东的脸色瞬间阴沉，手中的酒杯捏得咯咯作响。
“***说什么？”
他声音低沉，却带着骇人的压迫感。
年轻工友酒醒了一半，慌忙道歉：“对不起陈哥，我喝多了胡说八道...”陈卫东猛地站起身，酒杯摔在地上粉碎。
他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去，背后的工友们面面相觑，再没人敢出声。
那夜，他独自一人爬上房后的小山包。
乌鲁木齐的夜景在脚下铺开，万家灯火如同星河，但没有一盏灯属于他。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借着月光一页页翻看。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在狱中收集的信息——各地的民兵武器库位置、哨兵换岗时间、最佳袭击路线...十七年的委屈和愤怒在这一刻爆发。
他对着远方的城市冷笑：“你们不给我活路，就别怪我走绝路。”
第一个目标，他选在了城西的热电厂。
那里位置偏僻，哨兵警惕性不高，最重要的是——有枪。
三月末的夜晚，乌鲁木齐依然寒冷。
陈卫东穿着一件半旧的军大衣，潜伏在热电厂外的灌木丛中。
他手中紧握一根沉重的铁管，心跳平稳得可怕。
凌晨两点，哨兵换岗。
一个新来的年轻战士抱着步枪，在哨位上不停地跺脚取暖。
陈卫东像猎豹一样悄无声息地接近，铁管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一击得手，哨兵闷哼一声倒地。
陈卫东扑上去急切地解他的枪带，却发现步枪被铁链牢牢锁在哨兵身上！
远处传来脚步声和询问声。
陈卫东毫不犹豫，立即后撤，消失在夜色中。
第一次行动失败了，但他没有丝毫沮丧，反而感到一种奇异的兴奋——他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回到家，母亲还在熟睡，对儿子夜半外出毫无察觉。
陈卫东躺在床上，睁着眼睛首到天明。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己经没有回头路了。
窗外的天空渐渐泛白，新的一天开始了。
但对陈卫东来说，这不再是新生活的开始，而是一条不归路的起点。
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冷酷的笑意，那双眼睛里，最后的人性光芒正在渐渐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