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岁这年，我的人生只剩下黑白两色。丈夫郝然倒下后的第三年，我像一只被抽干了水的海绵，只剩下疲惫的空壳。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在绝望的泥潭里挣扎到死。直到那天，一个十几年没见的男人找到我，说要给我五百万，让我帮他卖一条鱼。一条据说能逆天改命的“转运锦鲤”。我看着他，感觉自己像个溺水的人，而他递过来的，是一根裹着蜜糖的毒藤。可我别无选择，只能死死抓住。
我的世界，是从三年前那通来自医院的电话开始崩塌的。
电话响起时，我正在厨房里给上晚自习的儿子小宇准备夜宵，锅里的排骨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满屋子都是温暖的香。电话那头，是丈夫郝然公司同事慌乱的声音：“文婧姐，不好了！郝哥晕倒了，已经送去急诊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世界瞬间静音。等我疯了一样赶到医院，郝然已经被推进了抢救室。门外那盏红色的“手术中”的灯，像一只嗜血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一盯就是八个小时。
诊断书上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冰冷的刀子，扎进我的心脏——“爆发性心肌炎，心源性休克”。
医生摘下口罩，一脸疲惫地告诉我，人是抢救回来了，但心脏功能受到了不可逆的严重损伤。他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医学术语，什么“射血分数低于30%”，什么“心功能IV级”，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话：“以后，别说工作了，就是个重体力活都不能干，得多静养，跟伺候个玻璃人一样精心呵护着。”
玻璃人。
这个词，成了接下来三年里，我丈夫郝然的代名词。
曾经，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身高一米八五，体格健壮，在建筑设计院里是挑大梁的项目经理。他一个人就能扛起我们一家三口的开销，还能偶尔给我买个名牌包，给儿子换最新款的手机。他总爱揉着我的头发说：“媳妇儿，你就负责貌美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
可现在，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连接着旁边滴滴作响的仪器。别说赚钱养家了，他连从床上坐起来，都需要我费力地搀扶。多走几步路，就会喘得厉害，嘴唇都憋得发紫。
他眼里的光，就那么一点点地熄灭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能在酒桌上跟甲方谈笑风生的男人，不见了。取而代住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眼神里充满了颓败和无力感的病人。他不再跟我开玩笑，也很少笑，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我知道，他的心比身体病得更重。他从一个撑起天空的巨人，变成了一个需要天空庇护的脆弱孩童，这种落差，足以压垮任何一个男人的自尊。
而我，不能倒下。我是他的妻子，是这个家的天。天塌了，我得用我这副不算宽厚的肩膀，死死地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