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的香港，夜风里裹着股咸腥气 —— 是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卷着霓虹灯下腐烂盒饭的馊味，更是弥敦道后巷里渗进石缝、洗不净的血锈味。
我蹲在 “利发” 棋牌室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嘴里叼着半截皱巴巴的万宝路，烟灰簌簌往下掉，落在糊着油垢与尘土的球鞋鞋尖。
耳朵里灌满麻将牌哗啦啦的碰撞声，混着里面马仔们粗野的叫骂与浪笑，像堆没盖严实的垃圾，熏得人发闷。
远处，维港的灯火亮得发飘，像场抓不住的幻梦。
我叫陈志辉，那时他们都喊我 “辉仔”。
刚从元朗乡下钻出来，投奔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表叔 —— 表叔在旺角跟着 “和兴盛” 的阿公做事，算是个能说上话的小头目。
我的活计？
就是每晚蹲在这间不大不小的棋牌室门口望风，别让醉酒的烂仔或对头帮派的人闯进来闹事。
偶尔跑腿送 “货”（多半是掺了水的洋酒或没备案的香烟），或是跟着表叔去街坊小店 “收数”，靠几句虚张声势的狠话，捞点够买两盒烟的 “保护费”。
这就是我的日常：黑社会食物链的最底层，像阴沟里的蟑螂，活着，却见不得半点光。
口袋里那几张皱成团的港币，是我全部家当。
抬头望，天空被楼宇切割成窄窄的长条，灰蒙蒙的，霓虹灯光怪陆离地扫过，把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心里憋着团闷火，烧得五脏六腑都发疼 —— 我不甘心一辈子蹲在这台阶上，闻着麻将味混着汗臭过活。
机会来得快，也来得血腥。
那天晚上下着瓢泼大雨，棋牌室提前打烊，我跟几个马仔被表叔临时叫去码头 “帮忙”。
货仓里，白炽灯惨白得晃眼，空气里飘着浓重的鱼腥与铁锈味，呛得人喉咙发紧。
两帮人围着堆用防水布裹着的 “水货” 音响对峙，对面是 “号码帮” 的人，领头的疤脸男人眼露凶光，像要把人生吞。
没说三句就炸了锅，不知谁先吼了声，钢管与砍刀瞬间劈撞在一起，发出牙酸的金属尖啸。
骂声、惨叫声、皮肉被砸中的沉闷钝响，一下子填满了整个货仓。
我被卷进暴力漩涡，肾上腺素冲得脑子发懵，眼前只剩片猩红。
一个号码帮的马仔举着砍刀朝表叔扑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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