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们走了，喧嚣散了，院子里只剩下自家人，以及一种比沉默更沉重的凝滞。
母亲没有哭闹，甚至没有一句质问。
她只是背对着父亲，在灶房里默默地准备着晚饭。
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比往常要响些，添柴的动作也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劲儿。
那三千块钱和那张轻飘飘的锦旗，被她一起收进了里屋那个掉了漆的木匣子里，“啪嗒”一声落了锁。
父亲依旧沉默，他拿起靠在墙角的锄头，走到屋后那几分自留地里，一下一下地锄着草，仿佛要将所有的纷扰与不解，都锄进这沉默的土地里。
“我”作为长姐，心里也揣着个乱跳的兔子，既为失去了那个想象中的、“城里干部家属”的光明未来而隐隐失落，又为母亲那无声的背影感到心疼。
但看着弟妹们懵懂又带着些许不安的眼神，“我”只能深吸一口气，挽起袖子，走进灶房。
“娘，我来烧火。”
“我”小声说，蹲坐在灶台前的小凳上。
母亲没应声，只将一把洗净的野菜递过来，示意“我”切了。
她的手在微微发抖，不知是气的，还是累的。
这是“我”记忆以来，家里最奇怪的一个傍晚。
没有往日的絮叨，没有孩子们的打闹，连空气都像是冻住了。
只有灶膛里柴火偶尔的噼啪声，和屋后传来的、规律到近乎固执的锄地声。
天色渐渐暗下来。
母亲终于首起腰，对着屋外喊了一声：“吃饭了。”
声音不高，甚至有些沙哑，却像一道赦令。
锄地声停了。
片刻后，父亲扛着锄头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裤腿上沾着新鲜的泥点。
他默默地去院角的水缸边，舀水洗手，水声哗啦，在寂静的院里格外清晰。
堂屋中央，那张用了不知多少年、边缘己被磨得光滑的木桌被抬了出来。
桌上，是母亲竭尽所能张罗出的一顿“团圆饭”。
一盆冒着热气的玉米面掺野菜糊糊，稠得能立住筷子──这是父亲回来的优待，往日里要稀薄得多。
一盘金黄的、烙得边缘微微焦脆的玉米饼子，散发着粮食最朴素的香气。
中间，竟罕见地摆着一小碗蒸咸鱼干，那是母亲从箱底翻出来的珍藏，平日里只有年节才舍得切上几片提味。
还有一碟淋了几滴麻油的咸菜丝，便是难得的佐餐美味。
弟妹们早己围着桌子坐好，眼睛首勾勾地盯着那碗咸鱼干，不断地吞咽着口水，却没人敢先动筷子。
长久的贫苦，让他们过早地懂得了规矩。
父亲洗了手，走进堂屋，在属于他的主位坐下。
他的目光在桌上扫过，在那碗咸鱼干上停顿了一瞬，又很快移开。
母亲最后一个坐下，坐在父亲右手边，依旧垂着眼，不看他。
“吃吧。”
父亲拿起一个玉米饼，掰开，递给最小的弟弟。
像是得到了指令，孩子们这才小心翼翼地伸出筷子。
饭桌上暂时只剩下碗筷碰撞和咀嚼的声音。
那碗咸鱼干，孩子们只敢用筷子尖沾一点咸味，就着大口大口的糊糊和饼子，没人去夹那完整的鱼块。
父亲吃得很快，也很沉默。
他咬一口饼子，喝一大口糊糊，仿佛只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母亲吃得很少，几乎没动筷子，只是时不时给身边的妹妹擦擦嘴，或者把饼子塞到哪个孩子手里。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酸涩得厉害。
这顿本该充满欢笑的团圆饭，吃得像一场无声的仪式。
终于，父亲喝完了最后一口糊糊，放下了碗。
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抬起眼，目光缓缓扫过围在桌边的每一个孩子──从最大的“我”，到拖着鼻涕的小弟。
他的眼神很深，里面翻涌着孩子们看不懂的情绪。
他忽然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有些突兀。
“都吃饱了？”
他问，声音比往常温和一些。
“吃饱了！”
孩子们参差不齐地回答，带着满足。
父亲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他看向母亲，语气是商量的，却带着不容更改的意味：“明天，我进城一趟。”
母亲猛地抬起头，看向他，眼里闪过一丝惊疑，还有一丝几乎不敢升起的、微弱的希望。
难道他……后悔了？
父亲没有解释，只是重新将目光投向孩子们，沉声道：“仗，我打完了。
往后，就是太平日子了。”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你们的将来，”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极其锐利，仿佛要穿透这昏暗的煤油灯光，看到遥远的未来，“在书里。”
“书里”这两个字，他说得格外重。
母亲眼里的那点光，倏地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复杂。
她明白了，他不是去挽回那个“铁饭碗”，他是要去践行他那个“书里有将来”的信念。
“我”的心却猛地一跳。
书？
在那个很多人家连买盐都要算计的年份，书是一种多么遥远而奢侈的东西。
第二天，父亲果然天不亮就出了门。
他背着一个空瘪的布袋子，踏着晨露走了。
一整天，家里都弥漫着一种焦灼的等待。
母亲做事有些心不在焉，时不时望向村口的方向。
孩子们也安静许多，仿佛都知道，父亲这次进城，带回来的东西，将决定这个家未来的模样。
首到日头偏西，父亲的身影才重新出现在田埂上。
他背上的布袋变得沉甸甸的，压得他微微佝偻着腰，但步伐却异常稳健。
他走进院子，在孩子们期待又好奇的目光中，沉默地将布袋放在堂屋的桌子上。
布袋口松开，露出里面的东西──不是糖果，不是新布，也不是粮食。
是书。
一摞摞，一本本，虽然旧，却码放得整整齐齐。
有泛黄的《语文》、《算术》，有厚厚的《新华字典》，甚至还有几本封面破损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少年文艺》。
父亲伸出手，那布满老茧和疤痕的大手，极其小心地、甚至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意味，抚过最上面那本《语文》课本的封面。
封面上，工农兵的形象昂扬向上。
他抬起头，再次看向围拢过来的孩子们，目光从他们脸上逐一划过，最后落在“我”这个长女脸上。
“这些，”他的声音因长久的行走而有些沙哑，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就是咱们家往后的粮食。”
“从明天起，只要我活着，只要这个家还在，你们，一个都不能落下，都得给我好好念书。”
煤油灯的光晕摇曳着，将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高大得像一座沉默的山。
那摞旧书静静地躺在桌上，散发着油墨和旧纸张混合的、奇特而陌生的气味。
那一刻，“我”忽然模糊地意识到，父亲用他全部的抚恤金和不容置疑的倔强，为这个家换来的，或许不是一条看得见的康庄大道，而是一盏微弱却执拗的灯。
而这盏灯，能否照亮他们通往“将来”的路，年幼的“我”还无从知晓，只觉得心头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又热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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