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叔夫妇住在东京大学旁的根津，他们夫妇都在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工作，同时每周还在东京大学上两节课。
我每周一次到东大医院治疗，平时就在家学习。
为了让我更好的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还拜托了隔壁邻居，也是大学老师的山田先生的女儿教我日语。
山田先生的女儿名叫山田凉子，那年十岁，大我几岁，是个很善良很美丽很可爱的日本女孩子。
不像其他日本小孩子很歧视我，看不起我。
他们老是叫我病夫病夫，还时不时的拿水泼我。
有一次，那些孩子又围过来嘲笑我，还伸手推搡我。
就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凉子出现了。
她挡在我身前，用流利且强硬的日语斥责那些孩子，眼神中满是愤怒和威严。
那些孩子被凉子的气势震慑住，灰溜溜地跑开了。
凉子转过身，温柔地看着我，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理他们，他们就是一群没礼貌的家伙。”
我心里满是感动，从那之后，我和凉子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随着时间推移，我在日语学习上愈发得心应手，也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凉子还会带我去参加一些日本传统的节日活动，比如祇园祭。
在热闹的人群中，凉子拉着我的手，穿梭在各种摊位之间，给我介绍着每一样新奇的事物。
我看着她灿烂的笑容，心中涌起一股温暖，觉得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也有了家的感觉。
由于我的病需要长期治疗，而我不能长期以非正式身份待在这里，也享受不到一系列医疗福利。
我的治疗很有效，但是如果没有医疗福利的话，梅叔夫妇是无法长期承担下去的。
梅叔夫妇，后来和我父母商量，唯一办法就是让我成为他们的孩子， 我才能长期留下并且享受一系列福利。
爸爸妈妈和我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国际长途通话。
电话里听得出来，他们非常非常非常的不舍得和无奈，但是没有办法，目前这个是最佳的选择。
因为我跟梅姨是一个姓，国内找了关系，大概两个月后，顺利收到了相应的文件。
梅叔夫妇就带我去做了公证和手续。
三个月后我正式拿到了身份证件，我成为了梅叔夫妇第一个孩子。
某天他们两公婆把我叫在身边，很温柔的问我。
卿儿，你可以尝试从今天开始叫我们爸爸妈妈吗？
我低头沉默不语，因为我知道我一时半会儿叫不出口，虽然他们对我真的很好很好。
梅姨说不急不急，孩子，我们给你时间，我们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官方的怀疑。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凉子，我告诉她，我很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到底我始终是中国人，我在中国有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现在要叫别人爸爸妈妈，哪怕梅叔夫妇那么好，我也实在叫不出口。
凉子听后，拉着我的手，认真地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梅叔夫妇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他们是真心爱你的。
你就当是为了能继续好好治疗，慢慢试着去接受。
而且你在中国的爸爸妈妈也希望你能健康呀。”
我听着她的话，心里有些动摇。
之后的日子里，凉子一首陪着我，每当梅叔夫妇在身边，她就会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
有一天，梅叔下班回来，疲惫地坐在沙发上。
我看着他的样子，想起他为我西处奔波找治疗方案，话到嘴边，我终于鼓起勇气，小声地喊了句：“爸爸。”
梅叔先是一愣，随后眼中泛起了泪花，他激动地把我抱在怀里。
梅姨也红着眼圈走过来，我又轻声叫了句：“妈妈。”
从那以后，我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称呼，也真正把梅叔夫妇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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